半岛bandao体育官方继承西欧传统作曲理论中国小提琴音乐创作尝试

　　半岛bandao体育官方继承西欧传统作曲理论中国小提琴音乐创作尝试，国人对小提琴音乐已从被动地接受灌输，发展到主动地传播、学习，并创建了自己的管弦乐队半岛bandao体育官方。同时，通过“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受蔡元培先生“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理念的影响，越来越多中国青年对外部世界产生了强烈的探知欲，学习包括小提琴在内的西方音乐艺术蔚然成风。

　　在20世纪最初的二十年里，美籍奥地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克莱斯勒在华夏大地之外以一曲《中国花鼓》演绎其深厚的东方文化情结。在创作之初，克莱斯勒对中国的民间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美国西部城市旧金山旅行时，曾欣赏过当地中国移民表演的“华埠音乐”。克莱斯勒有感于中国艺人的演奏，于是选用了花鼓的前奏创作本曲，采用了急速、华丽的细腻旋律，以及快速的节奏受到人们的喜爱。克莱斯勒曾在1923年访问中国，并在上海等大城市举行了个人演奏会，这是解放前首位在中国举办个人音乐会的世界级音乐家。

　　除此之外，中国早期小提琴音乐作品的诞生，主要还是与那些以新文化思想为武装、具有西方新技术知识的第一代留学生的创作活动息息相关。

　　萧友梅是我国首批在西方国家系统接受西式音乐教育后归国的留学生。他早年曾两度跨洋越海—于1901年进入东京音乐学校学习教育与音乐，于1913年进入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了钢琴、作曲、配器、美学等音乐相关课程。1916年又转入柏林施特恩音乐学院学习指挥、配器与合唱艺术，并以音乐学论文《关于17世纪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研究》，获得了该校的哲学博士学位。可以说，是我国近代史上少有的全面掌握西方音乐理论及传统作曲技术的音乐家。同年12月，萧友梅采用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组合的传统弦乐重奏形式，创作了《D大调弦乐四重奏》(op.20)。

　　整首乐曲运用了不同曲体结构、不同节拍、不同速度的四个乐章构成，分别为小夜曲、浪漫曲、小步舞曲、回旋曲，这与西方传统弦乐重奏的乐章分布基本一致。这部作品诞生于萧友梅留德学习期间，带有明显的习作性质，不论是从结构布局、调性安排、和声进行、重奏织体，还是从整体的音乐语言来看，都带有巴洛克晚期和维也纳古典主义早期音乐风格的印记。

　　真正以西洋小提琴奏响纯正中国音乐的第一人，不是专职的演奏家，也不是谙熟作曲理论的音乐家，而是以造船著称的司徒梦岩。

　　司徒梦岩于1906年远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原是学习造船与船机学科，因对音乐的浓厚兴趣，课余时间拜奥地利小提琴家尤根·格鲁伯格(E. Gruenbery)为师学习小提琴，并随提琴制作家莎朗·戈斯(W. S. Goss)学习小提琴制作。他不仅是上海江南造船厂第一任华人总工程师，还曾以小提琴制作专业在巴拿马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获得首奖。

　　1915年回国后，司徒梦岩参加了中华音乐会和上海精武体育会，并在后者的欧弦部教授小提琴。此时，他已开始了把小提琴演奏融入广东音乐的尝试，后来成为广东音乐一代宗师的吕文成和尹自重，就是在这一时期在上海跟司徒梦岩学习小提琴的。

　　根据“中华音乐会”刊物《音乐季刊》所载的多篇报导来看，司徒梦岩在该会的“音乐歌剧大会”例会、“恳亲会”上的小提琴演奏，都没有涉及西洋乐曲的独奏或合奏，而主要是与操胡琴的吕文成、甘时雨等粤乐人士合作广东民间音乐《小桃红》、《双声恨》、《痴心女儿》等。《音乐季刊》第四期(1924年9月出版)刊登的《留声机片中本会之音乐》(指中华音乐会)一文中记载“计粤曲《燕子楼》、《潇湘琴怨》，均有会员司徒梦岩君演奏梵奥玲(即小提琴，笔者注)……司徒梦岩君演奏梵奥玲，现业下已出片，成绩绝佳，现施公司己有发售，其畅销大有求过于供之势。该二君(一指吕文成)为音乐界杰出人才，其艺术价值早为一般人士深悉……”。

　　可见，哪怕当时国人并不熟悉西洋乐器，对其名称也几乎一知半见，然而司徒梦岩用小提琴演奏的广东音乐，还是成功地打消了人们对西乐的隔阂，在市民阶层以及乐界人士中获得普遍称赞，以致唱片发售达到“求过于供”的程度。

　　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中，不乏像司徒梦岩那样并非从事音乐专业、却热衷音乐事业之人。他们在各自专业领域里一展抱负的同时，也通过自己的音乐实践默默地为我国近代音乐发展做着贡献，杰出的地质科学家李四光就是其中之一。他早年留学日本，攻读船用机械专业，回国后致力于教书育人、实业救国的道路。1913年获公派再次出国留学，入英国伯明翰大学继续地质学的深造，在学习之余，私下从师学会了拉小提琴，并常常在师生中作即兴表演。

　　钱仁平老师在《中国小提琴音乐》中记载：“伯明翰大学地质系老师威尔士经常邀请李四光到家作客，李四光常作即兴演奏，很得大家的欣赏”。能够在外籍社交圈中施展身手，并获得一致好评，足见其音乐造诣之深。

　　1919年，应留法勤工俭学同学会的邀请，李四光前往法国参加一个位于巴黎的工业学术报告活动。讲学间隙，他怀着对当时国内局势的忧虑，以小提琴独奏的形式写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小提琴无伴奏作品《行路难》。

　　从整个作品来看，音乐曲调富有一定的表现力，时而出现自由的大幅度旋律线条、时而兼有以级进为主的音程起伏，为乐曲的浪漫派风格增色不少。最后，全曲落音在调式属长音G上，这种非完满终止的表达方式也许正反映了作者在回归苦难深重的国土之际，对于前方的思索与憧憬，也表达了广大在夕阵拉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因深感肩负的重大使命而发出“任重而道远”的内心感叹。

　　“历史总是前后相连续的，没有第一步，就没有第二步，第三步……这是近代音乐历史发展和逻辑认识必然经过的最初阶段”，小提琴音乐创作的历史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先后以重奏、合奏、独奏音乐等形式在中国落地生根。以西方先进的音乐文化为滋养，在中国留学生群体自觉、积极的创作实践中，中国小提琴音乐创作完成了从西方到东方的曲折“移植”过程，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